在台北車站的出入口，生活着這樣一群人，他們鋪着舊衣服、廢舊的紙皮、零散的「家當」，靠在一根柱子或牆的背後休息，看上去有點衣衫襤褸，他們沒有可遮蔽的空間和穩定的住所，大家一般稱他們爲「街友」、「游民」或「無家者」。
這樣的場景其實不止出現在北車，來自香港、在台交換的學生Candy 說，開學前她和朋友下台中旅遊，也在火車站附近看到了不少街友。她回憶說 ：「在台中看過一個阿姨，有點分不清楚性別，但他就坐在一張椅子上睡覺。我看著心中有點五味雜陳：如果我是他的話，應該會想要有人可以幫上忙吧？但又想，我有可能成爲那樣子的人嗎？」
▲無家者服務社的同學在台北車站與街友們聊天
這景象引發了Candy的思考：「爲什麼會有這麼多（街友）呢？我想知道爲什麼，也想趁機研究一下，以免自己成爲街友。」同時，她也覺得，既然到了台灣交換，一定也要參加一些學校的社團，認識在地文化、結交本地朋友。於是在逛社團聯展的時候，她注意到政大的「無家者服務社」。「感覺（這個社團）可以解答我的疑問，也可以親身體驗台灣的社會，就參加了活動。」Candy說。
提及第一次去北車發餐給街友的情況，Candy笑著說，自己還在北車迷路遲到了。她覺得那次活動的意義，並不是發放物資給街友，而是從中觀察而得到的體悟。她說，很多北車附近的街友都有一些疾病，像是大多數人牙齒都不太好，但好在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提供了街友充足援助，所以他們實際上並不缺少基本的藥品。在發泡麵和八寶粥的時候，Candy也發現街友並不缺少食物。她說：「無家者，可能大家第一印象都是很窮，然而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到吃不上飯那樣，而是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開銷。可是去到住房，就沒辦法承擔費用 。」有街友跟Candy聊天的時候提到，他們缺少的是高價的必需品，比如風衣或保暖物品等。同時有一點也打破了Candy對街友們的想象：「原本以爲他們比較髒，但其實他們身上都沒有臭味，附近會有洗澡的地方。」
▲提供物資給街友們
雖然看似基本生活需求已獲得保障，但Candy認爲讓街友「有尊嚴的活着」這點，就不在福利制度的涵蓋範圍內。然而福利制度若包山包海，也會有另外的問題：「聽說芬蘭那邊社福做的很好，那些人（街友）工作的收入甚至比社福給的錢少，所以他們乾脆選擇不工作。」從她的觀察中發現，台灣政府有做到基本的保障，無家者的問題卻仍然存在。「如何既避免芬蘭這種發達國家的情況，又能實際幫助到這些無家者，這是政府需要面對的議題。」她提到：「如果沒有實際走訪過這些人，就不會知道實際狀況， 也沒有辦法制定真正能幫助人民的政策。」此外，這些街友大多身體狀況不太好，以至於只能做一些零工。「如何讓他們有價值、能在哪裡、做甚麼樣的工作，從而獲得應有的報酬，是政府的問題。」她認爲從僱主的角度肯定是想把這群人（街友）的薪資壓低，因爲他們競爭力不高，那這部分可能需要一些政府的補貼。
▲社員們與街友對談
雖然街友現象反應了社會層面的問題，但其中也交織著個體的人生選擇與命運。Candy印象非常深刻的是，這群街友裡面，有一位高學歷的「大哥」。他自述年輕的時候去過美國工作，是一位IT 工程師，但疫情期間因爲股票的原因破產，最後成爲了街友。Candy說：「別人的經歷也（可以）避免成爲自己的情況。」她認爲這群街友其實跟普通人沒有不一樣，只是做錯了一些人生選擇：「可能年輕時沒有把錢顧好、或是沒有經營好人際關係（導致沒有人照顧）、或是因爲不幸遭遇突發疾病，各種綜合因素下導致了這樣的結局。」這次的接觸，讓 Candy 重新審視自己對街友的想像。 她認爲不應該把街友這個群體標籤化，或帶有同情的眼光把他們看成弱勢群體，這樣做會讓他們失去作爲人的尊嚴。她說：「把他們當成普通人就好了，我以前也會把街友當作弱勢群體對待，應該大多數人都是這樣覺得，但這樣太labeling，他們也是人，就只是比較窮一點的人而已啊。」
▲提供食物給街友們
或許，當我們用「弱勢」這個標籤去定義街友時，
其實忽略了他們作為「人」的複雜性。
無論是否擁有住所，街友都是城市的一部分——
他們不是單純被援助的對象，而是這個社會結構的參與者。
比起施捨與同情，更重要的，是承認他們作為人的存在與選擇。
